朝夕默默惟苦吟,此中无限兴

作者:新濠网址    发布时间:2020-01-18 18:02    浏览:19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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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山石

 

宿白,字季庚。1922年8月3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44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兼教研室副主任。1979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首任系主任,兼北京大学学术委员,同年担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1983年任美国洛杉矶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2000年出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2016年5月,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94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这是对宿白先生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的肯定。 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很多考古学界的知名学者都是他的学生或者再传弟子。宿白先生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是在历史时期考古学、佛教考古、建筑考古以及古籍版本诸方面,成就斐然。但是,这样一位被誉为是考古学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外界却知之甚少。在为数不多的采访当中,他也只是谦逊地称自己只是北大的“一个教员”。 宿白先生1922年出生于辽宁沈阳,同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冥冥之中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宿白先生与北京大学和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宿白先生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上的。中学期间,他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当时的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奴化教育,历史、地理课的内容只涉及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宿白先生就越想知道。1939年,宿白先生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 心无旁骛,醉心考古 1944年本科毕业以后,宿白先生留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个时期宿白先生听了许多外系的课程。如冯承钧先生的中外交通、孙作云先生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的古文字学、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等,用他的话来说,“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宿白先生的职业生涯是从北大图书馆开始的。抗战胜利以后,经冯承钧先生介绍,宿白先生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这为他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先生晚年的一件大事,就是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共计图书11641册并金石拓本118种。 宿白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一年多之后,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经考古组主任向达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商量,宿白先生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工作,这样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宿白先生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工作。 2013年,宿白先生荣获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这是北大教师的最高荣誉。在相关的报道中,有一位记者用了《此中无限兴考古可醉人》作为标题,文中写道:先生的人生显得波澜不惊,或深入田野、或埋首书斋,始终在历史考古研究和教学的天地里,求学、治学、讲学,心无旁骛,如痴如醉,成就了一位中国考古学界的“集大成者”和中国现代考古教育的大家。先生的人生,恰如他所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中的一段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见微知著,融会贯通 宿白先生的田野考古报告和论著、讲稿正式出版的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和《宿白未刊讲稿系列》6种,都是相关领域的经典之作。 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宿白先生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库区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1954年,宿白先生撰写的考古报告基本完成,同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白沙宋墓的壁画摹本。1957年《白沙宋墓》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在我国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白沙宋墓》的编写无先例可循。至今整整50年过去了,《白沙宋墓》一版再版,其开创的编写体例和对墓葬结构、墓室壁画的精深考证,仍深刻地影响着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已故著名考古学家、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徐苹芳先生在《重读〈白沙宋墓〉》中写道:重读《白沙宋墓》,使我体会最深、获益最大的是对宿白先生治学方法的认识。宿先生治学方法的精髓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所谓“小处着手”是指微观,“大处着眼”是指宏观,也就是微观和宏观的有机结合。治学要从微观做起,从收集史料(包括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鉴别史料、利用史料(指尽量利用第一手史料),并在最大限度上获得接近于史实的完整史料,去粗取精,抓住历史事物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地研究和阐述与当时社会历史有关的重大问题,这便是宏观的研究;微观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微观研究做得愈细致愈扎实,宏观的研究也就愈可靠愈接近史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正是这样一部“微观”与“宏观”相互结合,“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典范之作。 宿白先生是公认的中国佛教考古的创立者,1996年8月出版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共收入宿白先生自1951年迄1996年间的23篇论文,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中国石窟寺研究》出版后即获得美国史密森学会的第三届“岛田奖”,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该奖项,1999年,该书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被誉为是一部“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著作。 宿白先生在学生时代就曾经参观过云冈石窟,深为“巨壮,世法所稀”的云冈石窟造像所吸引。1950年,宿白先生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组织的雁北文物考察团的勘察,又曾到大同云冈考察。次年宿白先生去敦煌勘察石窟,他的中国石窟寺研究就是从云冈和敦煌开始的。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敦煌七讲》的专题讲演中,正式提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问题。徐苹芳先生指出:“什么是石窟寺考古学?简单地说便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石窟寺遗迹。考古学的方法最基本的是层位学和类型学的方法。但是,石窟寺遗迹属历史考古学的范畴,毕竟和史前考古学上的各类遗址不同,如何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清理、记录和研究石窟寺遗迹,确实是一个新课题。” 宿白先生认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内容和方法有四个研究程序:对石窟寺遗址作忠实、客观和科学的整理记录,达到一旦石窟寺全部毁废后,能根据记录基本上恢复其原貌之标准;洞窟造像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研究;分期分区的研究;关于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思路,同样体现出宿白先生“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治学方法。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是在宿白先生年近70,受西藏文物部门之邀,为了整理1959年藏地佛教遗迹调查资料而进行的研究成果,被学界称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自公元7世纪中叶迄20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决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西藏历史时期其他诸多方面。 宿白先生曾于1959年6月赴藏,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调查工作,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大部分佛教寺院。宿白先生回忆1959年西藏之行的时候说,“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当时调查组成员每人一部照相机,宿白先生拿的是一台“莱卡”机。除了照相,每个人都做了大量笔记。宿白先生还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调查全过程。当时,几乎每调查一座寺院,先生都会绘制平面图和立面草图,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无法用尺子一一测量。虽是步量目测,却“八九不离十”,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田野调查的功力可见一斑。 1988年8月宿白先生再次赴藏的时候,得知当年调查的有些遗迹遗物已经不存在。西藏归来,他开始整理30年前的调查日记,此时他已经年近七旬。为了更好地掌握和参考藏地文史资料,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了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参考了260余种汉文、藏文和外文资料。经过七八年的艰辛努力,1996年完成了《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在这本书中,宿白先生主要从寺院建筑形制——平面布局和藏式建筑中常见局部构件——柱头托木的演变两大方面,用考古学方法把藏传佛教54处寺院、89座建筑进行了分期研究,并列出详细的藏传佛教寺院分期图,结合这个分期,阐明了各时期演变的社会意义。先生自陈:“写的时候,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候。”“只盼能有益于今后的工作,无法顾及其他。” 身为示范,桃李天下 宿白先生治学严谨,每篇文章都经过反复修改之后才会公开发表,绝大多数文章后来结集出版,每部文集结集出版的过程中,宿白先生都会亲自加以修订,如收录在《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中的《唐代长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与等级初稿》,文后注明“本文初稿写就于1997年,最后一次修订于2007年11月”;收录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公开发表于1956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7年10月再版的时候,增加了两处注释,增补了四处内容,此文初稿成于1951年3月,至1987年10月校讫,已逾36年。宿白先生常说“校书如扫尘”,有些文集出版之后,他随即加以勘误。1996年《中国石窟寺研究》出版,宿白先生做了长达三页的勘误表。所以,宿白先生的文稿即使再版,也并不是原样重印,许多文章都经过先生重新修订。宿白先生对待学问的态度,足以为后学者楷模。 宿白先生不但重言传,也重身教。他潜心治学,从不参加无谓的社交活动,但对于考古新发现,只要是身体尚可,他就会亲自去考察。我曾随先生赴内蒙古、河北考察,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先生已经调查完古城归来。到河北宣化调查古建筑的时候,先生告诫我要先看清楚再记录,自己则边步测边记录,当时的调查资料,后来发表在先生的《宣化考古三题》中。 宿白先生在考古学教学岗位奉献了一甲子,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先生在总结宿白先生为中国考古教育作出的贡献时说:“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位主要创办人,同时,他也是被誉为‘考古学的黄埔军校’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教学和主要教学管理人员。我国自50年代起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学工作的绝大多数考古专业人员,无不是宿白先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学生,宿白先生的桃李不但遍布中国大陆,还分布于境外的一些地区与国家。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2009年,宿白得知因修建一座水电站,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盐田可能被淹没。已是米寿之年的他立刻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对当地文物保护提出可行性建议,最终这座茶马古道上的千年盐田风景得以延续。

经过先生近八年的不懈努力,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完成付梓。这部著作近30万字,400页,配有数百幅照片和线图。先生用考古学方法把藏传佛教54处寺院、89座建筑进行了分期研究,并按时间顺序画了一张十分详细的藏传佛教寺院分期图,创造性地提出了西藏寺院五期六段的分期方法,并阐明了各时期演变的社会意义。书中的大量草图和照片成为重建修复西藏著名佛迹的珍贵资料。此外,书中还记录了甘肃、青海、内蒙古明末以前和元大都、杭州两地的藏传佛教遗迹的少量资料,对于全面了解当时藏传佛教的分布有着重要意义。这部著作被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级同学在云冈石窟实习

  融会贯通的考古学大家

2010年,先生将自己毕生的藏书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这批藏书以考古、文史为主,不乏稀有的线装书、拓片,截至2010年底,已捐赠捐赠书刊11641册、拓本135份。这篇赠书都是先生读过、使用过、批点过并一直在用的,和宿先生的学术人生密切相联,是这位考古大家一生学术工作的积累,伴随和反映着中国考古学发展、涵盖考古学的多个领域且比较系统完整,十分珍贵。2011年,经过各方的筹备和努力,宿白赠书室在北京大学图书馆311室正式向读者开放,几千册珍贵的书籍在架供师生借阅。这是宿白先生留给北大的又一笔财富。

 

  宿白的学生们都知道,听先生讲课是件很累的事。他的授课内容丰富、逻辑极强。宿白要求研究生必须手抄《汉文佛经目录》,在此过程中发现问题,随时与他在课堂中进行探讨。杭侃教授回忆道:“对研究生而言,先生一贯的理念是,你必须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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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6年5月召开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宿白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肯定。但对宿白而言,这些荣誉称号并不重要,在先生看来,他“就是个北大的教书匠”。

鸿儒荟萃,领思想之潮;群英云集,开风气之先。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120年来聚集了众多的著名学者专家、学术大师,涌现出大批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些杰出人物,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谱写了北大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1年-1952年,河南禹县白沙镇准备修建水库,考古工作者对库区的古代遗址和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宿白先生主持了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1954年,宿白先生撰写的考古报告基本完成,同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白沙宋墓的壁画摹本,公开了这个重大发现。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因病于2018年2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宿白先生(右二)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53级同学在洛阳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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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气”又“温情”的治学者

在我国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编年分期标准不明确、历史现象及问题多不及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宿白一人承担了发掘报告的编写任务。其间正逢中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宿白先生从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调整到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学、行政和研究工作集于一身。先生不辞辛劳,排除纷扰,在1954年完成了白沙宋墓报告的编写。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白沙宋墓》于1957年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也是我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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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起,宿白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1951年至1952年,他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并于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报告。当时历史考古学尚处草创时期,考古学家在撰写发掘报告时大都限于对墓葬形制、出土遗物进行记录,却很少深入讨论相关的重要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宿白凭借自己深厚的文献功底,查阅大量历史文献,与一手考古资料相结合,对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社会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的习俗等深入分析,生动刻画了宋人的社会图景。尽管已出版60余年,《白沙宋墓》至今仍在学界颇具影响。

抗战胜利后,由于局势的原因,宿白先生暂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恢复文科研究所后,当时的北大考古组主任向达在冯承钧先生的推荐下,将宿白请到了考古组,先生过上了上午考古组、下午图书馆的生活,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由于考古学的特殊要求,1950年开始,宿白先生开始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直到暮年身体情况不允许时,才离开了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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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宿白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总数逾万册,其中不乏珍稀的线装书、金石拓本。这些书籍如今被收藏在北大图书馆“宿白赠书室”,供北大师生借阅,这是宿白留给北大的一笔宝贵财富。

 

西藏芒康的古盐井

  宿白对学生的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1979级的硕士研究生、著名考古学家安家瑶对跟随宿白进行石窟调查的经历印象深刻,她至今都记得“(跟随先生)天天都要写记录、画图,老师还要把记录收上去批改,连字写得不端正都批评”。

讲台上的一甲子: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

宿白先生(前排居中)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56级同学在云冈实习

  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正是参加宿白带领的田野实习时第一次来到莫高窟。她说:“我来敦煌就是运用老师传授的知识,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2006年,在敦煌工作了四十余载的樊锦诗终于完成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初稿,赶忙送给老师过目,但宿白却不满意。经过反复几次修改后,这本报告直到2011年才最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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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冈出发,先生佛教考古调查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东至辽宁义县万佛堂,西至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南至大理石钟山石窟,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研究领域遍及石窟寺、佛教寺院和佛塔,写下了《敦煌七讲》、《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煌煌巨著。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名衔众多,却始终以“北大教员”自居。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和治学理念,更值得每个人珍惜。

 

在宿白先生九秩华诞之际,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之一张忠培这样总结先生为中国考古教育做出的贡献:“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位主要创办人,同时,他也是被誉为‘考古学的黄埔军校’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教学和主要教学管理人员。我国自50年代起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学工作的绝大多数考古专业人员,无不是宿白先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学生,宿白先生的桃李不但遍布中国大陆,还分布于境外的一些地区与国家。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北京大学文博院

时隔近三十年,宿白先生受西藏文管会的邀请,第二次入藏,十余天的短期考察使他痛心地发现,当年考察过的很多寺院已在十年浩劫中被毁。先生决心将两次入藏搜集的资料重新进行整理,对藏传佛教寺院进行考古学的研究。此时的宿白先生已年近七旬,为了更好地掌握和参考藏地文史资料,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了这门新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参考了大量汉文、藏文和外文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宿白先生赠书时发现,先生藏书中西藏历史文物的一类,大约有260余册,几乎涵盖了2000年之前所有的汉文西藏政教历史著作,都是为撰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辑聚的。先生自陈:“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时间,实际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间,边读边写。”先生对待学术的严肃、性格的谦逊,在研究中表现出的惊人毅力,令人肃然起敬。

从云冈到龟兹——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

  在他的学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看来,宿白其实只是“在尽一个学者的本分”。在学术研究领域更是如此,只要没有足够的材料能说服他,宿白就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

宿白先生全家福

宿白先生(后排右一)与翦伯赞、周一良、邓广铭、张政烺、苏秉琦等在北京大学临湖轩接待以原田淑人为团长的日本考古学协会中国视察团

  淡泊名利的北大教书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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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宋墓》:一种典范

  1922年,宿白出生于辽宁沈阳;同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创立。在中国考古学初创之际,宿白“应时而生”。

尽管当时并无先例可循,宿白先生还是以十分明确的编写体例,严格区分了报告主题正文和编写者研究的界限。在正文之外,客观描述墓葬情况的同时,加入了大量考证性注释,这些注释中所论证的对象,经过几十年新的考古材料的验证,证明几乎都是正确的。《白沙宋墓》一书中的论述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1952年,北京大学创办全国首个考古学专业,宿白任教研室副主任,主管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教学与行政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光冀由此感慨“新中国的考古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考古之路常常充满艰辛。位于新疆的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古国现存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石窟寺,开凿在克孜尔镇东南明屋塔格山的悬崖上,宿白先生曾多次前往考察。1979年的一次田野调查中,先生还遭遇了一次危险。当时先生从两座石窟之间的长方形小窟之间攀岩而过,因为年事已高,脚踩不稳,险些跌落悬崖下的沟底。先生回忆:“因为上了年纪,我没能快速跨出右脚,借势进窟,结果用左脚试着找落脚点找了好多次,幸好最后还是平安跨过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当地文管所曾经有一位年轻同志,就在跨越这个地方的时候一脚踩空,不幸坠崖身亡。”田野考古中的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和危险,从未阻断先生的脚步,耄耋之年还曾带领学生到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实习。

【编者按】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评选结果日前出炉,他们是:考古文博学院宿白教授,医学部彭瑞骢教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沈渔邨教授,城市与环境学院王恩涌教授,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元方教授,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杨芙清教授,法学院罗豪才教授,物理学院陈佳洱教授,工学院黄琳教授,药学院张礼和教授。蔡元培奖以北大老校长、教育家蔡元培的名字命名,旨在表彰北大教师在教书育人、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弘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师德师风教风,是北大教师的最高荣誉。本网将陆续刊登第三届蔡元培奖获得者的人物通讯,以飨读者。

  1948年,宿白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肄业。那时,北大文史哲领域大师云集,宿白不仅研修专业课,还经常旁听外系的课程。他听历史学系的冯承钧讲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听中国语言文学系孙作云讲中国古代神话、容庚讲卜辞研究与金石学,听哲学系汤用彤讲佛教史、魏晋玄学。宿白的学生、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张忠培赞叹宿白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能将各个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这种博观约取、兼收并蓄的治学理念,为宿白日后的考古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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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研究中,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格外引人注目。雄踞高原的西藏地区,无论自然景观还是文化面貌,在中国的土地上都独树一帜、别具风情,神秘而迷人,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近代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从欧洲人开始的,意大利人朱塞佩•杜奇(Giusepp Tucci)自1929至1948年曾八次入藏调查寻访,搜罗了大量文物,也出版了相应的研究著作。尽管这些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在专业性、系统性和深度上都有相当的欠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文明进程、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关注,促使人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西藏。对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文物古迹进行综合性的调查,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便已经列入党和国家的宏观文化规划之中。

  可以说,宿白的“霸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作为一名学者的坚守。在生活中,他实则是个十分谦和的人。

从云冈到龟兹——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

曾有人这样概括中国考古学教育的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大学教育与中国的考古学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追根溯源,一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另一是北京大学破天荒地开办了考古专业。” 勇开风气之先的北京大学,1922年即在国学门(后改名文科研究所)成立了以马衡先生为主任的考古学研究室,外聘罗振玉、伯希和等为考古学通信导师。1983年7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而独立建立考古系,任命宿白先生为第一任系主任,成为北大考古学系历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先生也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北大考古教育的发展。

  宿白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宿白领导创办了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业,规划了中国考古学科的教学体系,在北大任教逾七十载,为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在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研究中,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格外引人注目。雄踞高原的西藏地区,无论自然景观还是文化面貌,在中国的土地上都独树一帜、别具风情,神秘而迷人,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近代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从欧洲人开始的,意大利人朱塞佩•杜奇(Giusepp Tucci)自1929至1948年曾八次入藏调查寻访,搜罗了大量文物,也出版了相应的研究著作。尽管这些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在专业性、系统性和深度上都有相当的欠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文明进程、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关注,促使人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西藏。对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文物古迹进行综合性的调查,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便已经列入党和国家的宏观文化规划之中。

宿白先生不仅在学术上,为西藏考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还一直关注西藏的文物保护事业。2009年,已87岁高龄的宿白先生得知云南德钦故水电站即将修建,工程可能导致西藏芒康盐井盐田被淹没,一向关注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对西藏有特殊感情的宿白先生立即命笔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写了一份情辞恳切的信,不仅表达了保护芒康盐井盐田的心愿,还提出了宝贵的可行性建议。这封信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局长单霁翔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来到芒康进行实地调研,听取当地藏族民众和基层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最终使这处文物纳入国家保护计划,避免了水电站工程的威胁。芒康,这座茶马古道第一古镇上的千年盐田风景得以延续。

  在学界,常有人评价宿白“霸气”。无论什么场合,面对什么样的人,宿白从来都是同等对待。

1990年,长广敏雄撰写《中国石窟》一书《云冈石窟(二)》(日文版)中《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在其中一个“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终于部分同意了宿白先生的观点。对此,已故的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有一番精彩的评价:“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与历史的发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宿白先生被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宿白先生全家福

  “只要有考古新发现、新材料,无论多忙、多远,先生一定会亲自前往调研。”杭侃师从宿白多年,提起先生时总怀有发自内心的敬意。他说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如宿白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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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8月,宿白先生度过了他的91岁生日。出生于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一生经历了民初的军阀割据、日军占领时期的统治、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但先生的人生却显得波澜不惊,或深入田野、或埋首书斋,始终在历史考古研究和教学的天地里,求学、治学、讲学,心无旁骛,如痴如醉,成就了一位中国考古学界的“集大成者”和中国现代考古教育的大家。先生的人生,恰如他所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中的一段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1938年至1945年的8年间,京都大学的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调查,其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最高研究水平。但宿白却结合文献与考古实际,质疑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论,于1978年在《考古学报》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系统论述自己的观点。

先生成就卓著,仰之弥高,常有媒体希望能采访先生,先生总是婉拒,说“我只是一个教员,一个北大的教员。”说到过往的酸甜苦辣也只是一个词——“不苦”。 当大家祝贺先生获得“蔡元培奖”时,先生非常谦逊地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将一直泽被后学,也汇入北大学风与师风的长流。(作者朱亮亮)

1959年,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专门的西藏文物调查工作组,入藏开展工作,宿白先生即是其中的主要成员。6月-11月间,文物调查组乘汽车从藏北进藏,途经藏北、拉萨、山南、日喀则等西藏大部分地区,行程数万里,时间近半年。宿白先生回忆,“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当时调查组成员每人一部照相机,宿白先生拿的是一台“莱卡”机。调查期间大家拍了大量照片。除了照相,每个人都做了大量笔记。宿白先生还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调查全过程。当时,几乎每调查一座寺院,先生都会绘制平面图和立面草图,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关于这些草图,在考古界还有一段传闻:宿白先生当年在西藏调查了大量的寺庙和建筑,条件有限,无法用尺子一一测量。虽是步量目测,却“八九不离十”。据说后来有人用尺测量,发现确实相当精确。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田野调查的功力可见一斑。

  这场宿白与日本学者的论争,最终确立了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学术地位,宿白也被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立后,宿白先生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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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建立,宿白被任命为第一任系主任,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北大考古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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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2012年摄于蓝旗营)

  作为日本佛教考古研究的权威,长广敏雄自然并不信服宿白的观点,他先后两次撰文,激烈反驳了宿白的研究,甚至对先生所用文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1982年,宿白发文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并论证了所用文献的真实性。最终,长广敏雄于1990年在《中国石窟》丛书《云冈石窟(二)》(日文版)的《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一文中,在其中一个“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

1959年,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专门的西藏文物调查工作组,入藏开展工作,宿白先生即是其中的主要成员。6月-11月间,文物调查组乘汽车从藏北进藏,途经藏北、拉萨、山南、日喀则等西藏大部分地区,行程数万里,时间近半年。宿白先生回忆,“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当时调查组成员每人一部照相机,宿白先生拿的是一台“莱卡”机。调查期间大家拍了大量照片。除了照相,每个人都做了大量笔记。宿白先生还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调查全过程。当时,几乎每调查一座寺院,先生都会绘制平面图和立面草图,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关于这些草图,在考古界还有一段传闻:宿白先生当年在西藏调查了大量的寺庙和建筑,条件有限,无法用尺子一一测量。虽是步量目测,却“八九不离十”。据说后来有人用尺测量,发现确实相当精确。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田野调查的功力可见一斑。

 

  2004年,教学育人五十载的宿白因身体原因不再继续授课,但他依旧关心着北大和北大学子的发展。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书影

白沙宋墓

  在研究生阶段学习过版本目录学的宿白,对古籍版本目录也有着极深的造诣,他所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和《汉文佛教目录》都是该领域经典著作。1947年,宿白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从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尚不为人知的文献。他据此写作《〈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由此开启了他的石窟寺研究,也是宿白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

宿白先生(2012年摄于蓝旗营)

2010年,先生将自己毕生的藏书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这批藏书以考古、文史为主,不乏稀有的线装书、拓片,截至2010年底,已捐赠捐赠书刊11641册、拓本135份。这篇赠书都是先生读过、使用过、批点过并一直在用的,和宿先生的学术人生密切相联,是这位考古大家一生学术工作的积累,伴随和反映着中国考古学发展、涵盖考古学的多个领域且比较系统完整,十分珍贵。2011年,经过各方的筹备和努力,宿白赠书室在北京大学图书馆311室正式向读者开放,几千册珍贵的书籍在架供师生借阅。这是宿白先生留给北大的又一笔财富。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供稿)

 

时隔近三十年,宿白先生受西藏文管会的邀请,第二次入藏,十余天的短期考察使他痛心地发现,当年考察过的很多寺院已在十年浩劫中被毁。先生决心将两次入藏搜集的资料重新进行整理,对藏传佛教寺院进行考古学的研究。此时的宿白先生已年近七旬,为了更好地掌握和参考藏地文史资料,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了这门新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参考了大量汉文、藏文和外文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宿白先生赠书时发现,先生藏书中西藏历史文物的一类,大约有260余册,几乎涵盖了2000年之前所有的汉文西藏政教历史著作,都是为撰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辑聚的。先生自陈:“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时间,实际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间,边读边写。”先生对待学术的严肃、性格的谦逊,在研究中表现出的惊人毅力,令人肃然起敬。

  2017年4月29日,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泰斗”和新中国考古人才重要培育者的宿白。95岁高龄的宿白腿脚行动不便,已有多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此行回访母校,宿白不为见故人、寻故景,而是为了一睹赛克勒博物馆新近陈列的“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展”。

宿白先生对待学生治学要求严格,批评从来直言不讳,曾经在给高年级学生开具必读书目时,切中肯綮地指出“大学教育学科越分越细,学生文化素质明显下降”,在读书的深度与广度及研究方法上提出严格的要求;先生对学生的成长又非常宽容,多有鼓励之语,常勉励从事考古的学子风物长宜放眼量,“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首要的是学好本领。学习的方面要宽阔一些,因为你将来从事的考古工作复杂多样。其次是做好迎接较辛苦但很有意义的田野的工作的思想准备。不要为暂时出现的出路问题而自找烦恼”。 就在最近,宿白先生还寄语青年学生:学生最重要的就是念书,工作以后有的是时间做。要珍惜做学生的时光和机会。

宿白先生对待学生治学要求严格,批评从来直言不讳,曾经在给高年级学生开具必读书目时,切中肯綮地指出“大学教育学科越分越细,学生文化素质明显下降”,在读书的深度与广度及研究方法上提出严格的要求;先生对学生的成长又非常宽容,多有鼓励之语,常勉励从事考古的学子风物长宜放眼量,“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首要的是学好本领。学习的方面要宽阔一些,因为你将来从事的考古工作复杂多样。其次是做好迎接较辛苦但很有意义的田野的工作的思想准备。不要为暂时出现的出路问题而自找烦恼”。 就在最近,宿白先生还寄语青年学生:学生最重要的就是念书,工作以后有的是时间做。要珍惜做学生的时光和机会。

  面对虚心求教的读者来信,宿白总愿意抽出时间逐一回复;面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他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也不可能永远正确,因为“只要新材料不断涌现,考古发现的改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文物保护事业,宿白充满温情关怀。作为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他多次为文物保护建言献策。

从上世纪40年代进入北大史学门,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让他始终兴致盎然、矢志不渝的历史考古事业。

筚路蓝缕 开启西藏考古之路

    作者:北京大学文博院

宿白先生(前排居中)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56级同学在云冈实习

从上世纪40年代进入北大史学门,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让他始终兴致盎然、矢志不渝的历史考古事业。

倾心史学 投身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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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云冈石窟开始,宿白先生开启了石窟寺研究的学术之路。1947年,宿白先生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从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引自元末《析津志》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文中记录了大同云冈石窟的重修情况,是云冈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宿白先生1951年写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结合已有的考古成果,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又经长达五年的反复修订,发表在1956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研究者的广泛注意,也成为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

成书近六十年来,《白沙宋墓》已经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的一种典范。而其中所体现出的先生的治学方法与风范也对后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考古学家徐苹芳曾在《白沙宋墓》再版时写道:“重读《白沙宋墓》,使我体会最深、获益最大的是对宿白先生治学方法的认识。宿先生治学方法的精髓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所谓‘小处着手’是指微观,‘大处着眼’是指宏观,也就是微观和宏观的有机结合。治学要从微观做起,从搜集史料(包括考古学的和历史文献学的)、鉴别史料(史料的真伪和来源)、利用史料(指尽量利用第一手史料),并在最大程度上获得接近于史实的完整史料,去粗取精,抓住历史事物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地研究和阐述与当时社会历史有关的重大问题,这便是宏观的研究。微观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微观研究做得愈细致愈扎实,宏观的研究也就愈可靠愈接近史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做微观研究很辛苦,要一丝不苟,求全求备,来不得半点马虎,稍一放松便会有所失误。做考古学的微观研究,其基础在田野考古上;历史文献对中国历史考古学来说,与田野考古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正是这样一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力作。

宿白先生重视将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学风也对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任教的秦大树曾师从宿白先生,在教学中就深受宿白先生这一理念的影响:“宿白先生非常重视和善于在考古研究中运用古代文献。他在教授研究生的课程时,便要求学生‘听历史系的文献课和断代史课’,一是要‘了解历史’,二是要‘学会怎么收集和利用文献’。”优良的学风,就这样一代代得到传承和发扬。

宿白先生1922年出生于沈阳,“九•一八”事变时正在就读小学四年级,少年时代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和教育下度过。先生回忆:“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我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在上中学期间,我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说起来,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就只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这份对“祖国”的拳拳之情,是宿白先生对历史萌发兴趣的开始。

宿白先生(右二)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53级同学在洛阳实习 

宿白先生不仅在学术上,为西藏考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还一直关注西藏的文物保护事业。2009年,已87岁高龄的宿白先生得知云南德钦故水电站即将修建,工程可能导致西藏芒康盐井盐田被淹没,一向关注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对西藏有特殊感情的宿白先生立即命笔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写了一份情辞恳切的信,不仅表达了保护芒康盐井盐田的心愿,还提出了宝贵的可行性建议。这封信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局长单霁翔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来到芒康进行实地调研,听取当地藏族民众和基层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最终使这处文物纳入国家保护计划,避免了水电站工程的威胁。芒康,这座茶马古道第一古镇上的千年盐田风景得以延续。

 

从云冈出发,先生佛教考古调查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东至辽宁义县万佛堂,西至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南至大理石钟山石窟,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研究领域遍及石窟寺、佛教寺院和佛塔,写下了《敦煌七讲》、《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煌煌巨著。

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立后,宿白先生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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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宿白先生与同学一起,假期之间游历了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云冈宏伟的北魏大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国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编年分期标准不明确、历史现象及问题多不及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宿白一人承担了发掘报告的编写任务。其间正逢中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宿白先生从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调整到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学、行政和研究工作集于一身。先生不辞辛劳,排除纷扰,在1954年完成了白沙宋墓报告的编写。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白沙宋墓》于1957年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也是我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

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工作在当时几乎是一片空白。宿白先生认识到,自西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对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也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涉及到西藏历史的诸多方面。先生的研究,也就格外注意通过对于藏传佛寺的研究,传递更深的历史讯息。例如先生在对拉萨大招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进行剖析时,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从而推断当时的雪域高原就可能已经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在目前发现的任何文字资料中都没有记载。

考古之路常常充满艰辛。位于新疆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古国现存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石窟寺,开凿在克孜尔镇东南明屋塔格山的悬崖上,宿白先生曾多次前往考察。1979年的一次田野调查中,先生还遭遇了一次危险。当时先生从两座石窟之间的长方形小窟之间攀岩而过,因为年事已高,脚踩不稳,险些跌落悬崖下的沟底。先生回忆:“因为上了年纪,我没能快速跨出右脚,借势进窟,结果用左脚试着找落脚点找了好多次,幸好最后还是平安跨过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当地文管所曾经有一位年轻同志,就在跨越这个地方的时候一脚踩空,不幸坠崖身亡。”田野考古中的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和危险,从未阻断先生的脚步,耄耋之年还曾带领学生到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实习。

 

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工作在当时几乎是一片空白。宿白先生认识到,自西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对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也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涉及到西藏历史的诸多方面。先生的研究,也就格外注意通过对于藏传佛寺的研究,传递更深的历史讯息。例如先生在对拉萨大招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进行剖析时,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从而推断当时的雪域高原就可能已经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在目前发现的任何文字资料中都没有记载。

曾有人这样概括中国考古学教育的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大学教育与中国的考古学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追根溯源,一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另一是北京大学破天荒地开办了考古专业。” 勇开风气之先的北京大学,1922年即在国学门(后改名文科研究所)成立了以马衡先生为主任的考古学研究室,外聘罗振玉、伯希和等为考古学通信导师。1983年7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而独立建立考古系,任命宿白先生为第一任系主任,成为北大考古学系历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先生也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北大考古教育的发展。

1939年,宿白先生考入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尽管因日军侵华,北京大学的教学受到了很大影响,但仍尽力保持着过去的传统。历史课让宿白感到新鲜、充实,“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北京大学以及当时从燕京大学转到北大来的名师,为宿白开启了历史学的大门。毕业后,宿白先生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期间不仅专注历史考古学,还涉猎了很多其他专业的课程。“冯承钧先生教我们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我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宿白先生后来在魏晋考古、佛教考古、汉文佛教典籍目录和雕版印刷方面都有所成就,与当时的博采众学、兼收并蓄有着很大的关系。

不久前的8月,宿白先生度过了他的91岁生日。出生于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一生经历了民初的军阀割据、日军占领时期的统治、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但先生的人生却显得波澜不惊,或深入田野、或埋首书斋,始终在历史考古研究和教学的天地里,求学、治学、讲学,心无旁骛,如痴如醉,成就了一位中国考古学界的“集大成者”和中国现代考古教育的大家。先生的人生,恰如他所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中的一段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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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1948年即开始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教研室任教,虽然于1992年退休,却并未因此而远离讲坛,耄耋之年还在为北大考古系的研究生开设课程,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田野实习。2001年,年近八旬的宿白先生为考古系的博士生开设了一门汉唐宋元考古课程,主要讲述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听过这门课的学生回忆:“宿先生讲课极为认真,事前都写好详细的讲稿,课上涉及到的引用文献,即便是较大段落,也亲自板书,供大家抄录。讲起课来也很和蔼。”宿白先生备课的认真,没有亲临课堂的人也能感受到。近年来,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宿白先生未刊讲稿,收入了大量的教案、手稿和各类手绘图,先生对待教学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令人折服。

     北京大学新闻中心官方微博 

在宿白先生九秩华诞之际,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之一张忠培这样总结先生为中国考古教育做出的贡献:“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位主要创办人,同时,他也是被誉为‘考古学的黄埔军校’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教学和主要教学管理人员。我国自50年代起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学工作的绝大多数考古专业人员,无不是宿白先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学生,宿白先生的桃李不但遍布中国大陆,还分布于境外的一些地区与国家。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级同学在云冈石窟实习

成书近六十年来,《白沙宋墓》已经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的一种典范。而其中所体现出的先生的治学方法与风范也对后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考古学家徐苹芳曾在《白沙宋墓》再版时写道:“重读《白沙宋墓》,使我体会最深、获益最大的是对宿白先生治学方法的认识。宿先生治学方法的精髓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所谓‘小处着手’是指微观,‘大处着眼’是指宏观,也就是微观和宏观的有机结合。治学要从微观做起,从搜集史料(包括考古学的和历史文献学的)、鉴别史料(史料的真伪和来源)、利用史料(指尽量利用第一手史料),并在最大程度上获得接近于史实的完整史料,去粗取精,抓住历史事物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地研究和阐述与当时社会历史有关的重大问题,这便是宏观的研究。微观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微观研究做得愈细致愈扎实,宏观的研究也就愈可靠愈接近史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做微观研究很辛苦,要一丝不苟,求全求备,来不得半点马虎,稍一放松便会有所失误。做考古学的微观研究,其基础在田野考古上;历史文献对中国历史考古学来说,与田野考古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正是这样一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力作。

《白沙宋墓》:一种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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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云冈石窟开始,宿白先生开启了石窟寺研究的学术之路。1947年,宿白先生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从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引自元末《析津志》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文中记录了大同云冈石窟的重修情况,是云冈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宿白先生1951年写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结合已有的考古成果,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又经长达五年的反复修订,发表在1956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研究者的广泛注意,也成为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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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台上的一甲子: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

由于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初便开始了对云冈的考察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多位学者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章,并出版了云冈石窟的图录。京都大学的水野清一、长广敏雄1938-1945年间,利用八年的时间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测量、调查和记录,他们的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元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共十六卷三十二册,卷帙浩繁,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最高水平。而宿白先生文献与考古实际相结合做出的结论,对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战。

抗战胜利后,由于局势的原因,宿白先生暂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恢复文科研究所后,当时的北大考古组主任向达在冯承钧先生的推荐下,将宿白请到了考古组,先生过上了上午考古组、下午图书馆的生活,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由于考古学的特殊要求,1950年开始,宿白先生开始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直到暮年身体情况不允许时,才离开了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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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当时并无先例可循,宿白先生还是以十分明确的编写体例,严格区分了报告主题正文和编写者研究的界限。在正文之外,客观描述墓葬情况的同时,加入了大量考证性注释,这些注释中所论证的对象,经过几十年新的考古材料的验证,证明几乎都是正确的。《白沙宋墓》一书中的论述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1939年,宿白先生考入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尽管因日军侵华,北京大学的教学受到了很大影响,但仍尽力保持着过去的传统。历史课让宿白感到新鲜、充实,“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北京大学以及当时从燕京大学转到北大来的名师,为宿白开启了历史学的大门。毕业后,宿白先生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期间不仅专注历史考古学,还涉猎了很多其他专业的课程。“冯承钧先生教我们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我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宿白先生后来在魏晋考古、佛教考古、汉文佛教典籍目录和雕版印刷方面都有所成就,与当时的博采众学、兼收并蓄有着很大的关系。

1942年,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宿白先生与同学一起,假期之间游历了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云冈宏伟的北魏大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白沙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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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重视将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学风也对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任教的秦大树曾师从宿白先生,在教学中就深受宿白先生这一理念的影响:“宿白先生非常重视和善于在考古研究中运用古代文献。他在教授研究生的课程时,便要求学生‘听历史系的文献课和断代史课’,一是要‘了解历史’,二是要‘学会怎么收集和利用文献’。”优良的学风,就这样一代代得到传承和发扬。

 

值此百廿校庆之际,新闻网特推出“百廿英才”专题,通过回顾党委宣传部采写的“蔡元培奖”获奖者专访,和读者一起感受这些杰出人物的学识魅力、人格魅力、精神魅力。

宿白先生闲暇时喜欢治印,曾有一方印云:“以寿补蹉跎”,先生的一生挚爱考古,潜心学术,著作等身,可谓从无荒废蹉跎,但先生却总是觉得时不我待,在鲐背之年,仍愿继续投身考古学的发展,兴味不减。他至今仍坚持科研、读书不辍,并始终亲历亲为。这是考古学的感召,是教书育人的魅力,也是先生一生为学、为师精神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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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1948年即开始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教研室任教,虽然于1992年退休,却并未因此而远离讲坛,耄耋之年还在为北大考古系的研究生开设课程,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田野实习。2001年,年近八旬的宿白先生为考古系的博士生开设了一门汉唐宋元考古课程,主要讲述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听过这门课的学生回忆:“宿先生讲课极为认真,事前都写好详细的讲稿,课上涉及到的引用文献,即便是较大段落,也亲自板书,供大家抄录。讲起课来也很和蔼。”宿白先生备课的认真,没有亲临课堂的人也能感受到。近年来,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宿白先生未刊讲稿,收入了大量的教案、手稿和各类手绘图,先生对待教学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令人折服。

宿白先生闲暇时喜欢治印,曾有一方印云:“以寿补蹉跎”,先生的一生挚爱考古,潜心学术,著作等身,可谓从无荒废蹉跎,但先生却总是觉得时不我待,在鲐背之年,仍愿继续投身考古学的发展,兴味不减。他至今仍坚持科研、读书不辍,并始终亲力亲为。这是考古学的感召,是教书育人的魅力,也是先生一生为学、为师精神的折射。

经过先生近八年的不懈努力,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完成付梓。这部著作近30万字,400页,配有数百幅照片和线图。先生用考古学方法把藏传佛教54处寺院、89座建筑进行了分期研究,并按时间顺序画了一张十分详细的藏传佛教寺院分期图,创造性地提出了西藏寺院五期六段的分期方法,并阐明了各时期演变的社会意义。书中的大量草图和照片成为重建修复西藏著名佛迹的珍贵资料。此外,书中还记录了甘肃、青海、内蒙古明末以前和元大都、杭州两地的藏传佛教遗迹的少量资料,对于全面了解当时藏传佛教的分布有着重要意义。这部著作被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筚路蓝缕 开启西藏考古之路

1990年,长广敏雄撰写《中国石窟》一书《云冈石窟(二)》(日文版)中《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在其中一个“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终于部分同意了宿白先生的观点。对此,已故的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有一番精彩的评价:“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与历史的发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宿白先生被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宿白于2018年2月1日辞世,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9月24日)

1978年,宿白根据此前的成果,进一步写成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发表在《考古学报》上。这一系列新的研究结论使日本学者再也按捺不住,1980-1981年,长广敏雄先后在日本《东方学》杂志上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在《佛教艺术》上发表《云冈石窟之谜》,对宿白的研究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甚至质疑先生采用的文献的真实性。1982年,宿白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也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了论证。后又通过《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文章,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这一系列的研究体现了宿白先生在石窟寺研究上的两个重要特点,也反映了中国历史考古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对待历史文献,二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运用“类型学”方法。

1978年,宿白根据此前的成果,进一步写成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发表在《考古学报》上。这一系列新的研究结论使日本学者再也按捺不住,1980-1981年,长广敏雄先后在日本《东方学》杂志上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在《佛教艺术》上发表《云冈石窟之谜》,对宿白的研究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甚至质疑先生采用的文献的真实性。1982年,宿白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也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了论证。后又通过《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文章,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这一系列的研究体现了宿白先生在石窟寺研究上的两个重要特点,也反映了中国历史考古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对待历史文献,二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运用“类型学”方法。

宿白先生在考古学教学岗位奉献的一甲子,为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园,一天星斗。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北京旧城大声疾呼的考古学家徐苹芳,是宿白先生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领域深有造诣,继宿白先生后成为这一领域优秀代表的马世长,是在宿白先生指引下,走近石窟,走上了佛教考古的道路。守望敦煌半世纪,被称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也正是参加宿白先生的带领的田野实习中,第一次来到莫高窟。

1951年-1952年,河南禹县白沙镇准备修建水库,考古工作者对库区的古代遗址和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宿白先生主持了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1954年,宿白先生撰写的考古报告基本完成,同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白沙宋墓的壁画摹本,公开了这个重大发现。

倾心史学 投身考古

宿白先生在考古学教学岗位奉献的一甲子,为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园,一天星斗。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北京旧城大声疾呼的考古学家徐苹芳,是宿白先生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领域深有造诣,继宿白先生后成为这一领域优秀代表的马世长,是在宿白先生指引下,走近石窟,走上了佛教考古的道路。守望敦煌半世纪,被称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也正是参加宿白先生的带领的田野实习中,第一次来到莫高窟。

由于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初便开始了对云冈的考察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多位学者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章,并出版了云冈石窟的图录。京都大学的水野清一、长广敏雄1938-1945年间,利用八年的时间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测量、调查和记录,他们的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元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共十六卷三十二册,卷帙浩繁,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最高水平。而宿白先生文献与考古实际相结合做出的结论,对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战。

 

宿白先生1922年出生于沈阳,“九•一八”事变时正在就读小学四年级,少年时代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和教育下度过。先生回忆:“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我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在上中学期间,我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说起来,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就只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这份对“祖国”的拳拳之情,是宿白先生对历史萌发兴趣的开始。

宿白先生(后排右一)与翦伯赞、周一良、邓广铭、张政烺、苏秉琦等在北京大学临湖轩接待以原田淑人为团长的日本考古学协会中国视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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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芒康的古盐井

先生成就卓著,仰之弥高,常有媒体希望能采访先生,先生总是婉拒,说“我只是一个教员,一个北大的教员。”说到过往的酸甜苦辣也只是一个词——“不苦”。 当大家祝贺先生获得“蔡元培奖”时,先生非常谦逊地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将一直泽被后学,也汇入北大学风与师风的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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