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学,季羡林关门弟子

作者:新濠网址    发布时间:2020-01-25 15:58    浏览:12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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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曾经描述他的夫人彭德华一辈子都不知道他搞的这一套是什么玩艺。其实全国敬仰先生的人,对先生在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又知道多少呢?不说别的,仅就季先生深入研究的吐火罗学,我想就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而这恰恰是季先生文化成就的象征。

《季羡林评传》郁龙余 朱璇 着

导读: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着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玄奘西游记》再度挑热《百家讲坛》

吐火罗文是我国新疆地区一种失落的语文,重新发现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1890年一位英国军官在新疆库车发现吐火罗文的桦树皮文本,此后20年间,普鲁士、法兰西、俄罗斯等国的探险队在库车与吐鲁番附近不断发现写有吐火罗文的残卷与木简,使得柏林与巴黎成为世界上藏有吐火罗文文本最丰富的城市。吐火罗文虽然是印欧语系一个最远的东方分支,在词汇上受到印度—伊朗族语较大影响,但在语音与动词词法上却与邻近的印度—伊朗族语差异较大,而与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相近。吐火罗文用婆罗米字母书写,在西元6—8世纪的塔里木河流域以及附近地区使用,主要用于书写佛教经典、佛法譬喻以及阐释佛教思想和戒律的著作和戏剧等,当然也有关于商业贸易、医学巫术等内容的文本。1908年德国语言学家西克(Emil Sieg)与西克灵(W ilham Siegling)完成了对吐火罗文的突破性识认,发表了关于吐火罗文的学术论文,认为吐火罗文分为两种方言,焉耆地区的可称之为吐火罗文A,龟兹地区的可称之为吐火罗文B。此后,西克、西克灵经过长期的努力,加上比较语言学家舒尔兹的相助,合作巨著《吐火罗文文法》终于在1930年问世,成为跨入吐火罗学的第一个门槛。天书终于有了破译者,而破译天书的西克教授,无疑也成为吐火罗文之父。

与季羡林先生特别有缘:不但我最早听到的比较文学课是季先生1983年到山东大学所作的讲座,而且我的第一本专着也有季先生的题词:“讲文化交流,就要强调一个交字,出入应该基本等同。入超与出超,都不恰当。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入超严重。我们这一套丛书的目的,就是想纠正这个偏颇,而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我祝它成功。”季先生的确高瞻远瞩,他在学界西化浪潮汹涌澎湃的1988年,想到的是21世纪众多孔子学院所做的工作;然而很惭愧的是,在他任顾问的这套“中外比较文化丛书”的七种书中,我的《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与《文化伟人与文化冲突》三本都具有浓重的西化倾向。我第一次主持的大型学术讨论会是关于梁实秋与中西文化的,季先生也发来贺词。有这么多的第一次与季先生联系在一起,因而季先生去世后,《光明日报》约我写一篇弘扬先生文化成就的文章,我就写了《吐火罗学:季羡林文化成就的象征》,得到了谢冕先生的肯定。后来我又出版了《中西比较文化讲稿》,其中对中国文化之现代价值的阐发取代了先前中西比较文化专着中的西化倾向,可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此前,季先生的高足郁龙余曾示其与朱璇合着的《季羡林评传》,我想,又该为先生说几句话了。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季羡林先生曾对媒体说,钱文忠上《百家讲坛》讲玄奘我很放心。”季羡林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对本报说。

正是这位吐火罗文之父,看上了来自吐火罗文出土国的季羡林。其实,季羡林学习吐火罗文是非常偶然的。如果不是因为战争阻断了季羡林的回国行程,如果不是季羡林的梵文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如果不是西克教授来接任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职,如果不是西克教授觉得季羡林是一位可塑的语言天才而近乎武断地硬要将自己的看家本领全部传授给这位异国学子,那么,季羡林可能压根就与吐火罗文无关。因为在这之前,季羡林的大脑中已装有7种以上的外国语文,一个人的头脑究竟能够容纳多少种外国语文?季羡林心里没底。但是,既然是老先生武断地要把全部看家本领传授给自己,那么,你敢硬教,我就敢硬学。开始学习这种天书的时候,他是感到很苦,但是不久学习兴趣就来了——每周2次课,非但不以为苦,反而渴望上课了。

一般而言,学者的传记往往很平凡而缺少大波大澜。然而,围绕着季羡林却有很多传奇。历史际遇的传奇是:季羡林生在长年吃不饱的清末临清的赤贫之家,成长、求学于军阀混战的民国,1935年开始的留德十年,历经纳粹从勃兴到覆灭,回国后又经历国共内战、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即使是作家与艺人,也很少有这种丰富的阅历,《评传》称之为“无与伦比的人生经历”。生活细节方面的传奇有:一位北大新生走进燕园后,见到一位农民模样的老人,就让他为自己看行李,老人也就乖乖而长久地守着这位新生的东西;当开学典礼请着名专家讲话时,这位新生顿时呆住了:原来为自己看东西的竟然是身兼多个官职的大学者季羡林。爱情方面的传奇是:美丽可爱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深深爱上了季羡林,在他回国后居然终身不嫁。当季羡林90寿辰时收到伊姆加德从万里之外寄来的贺卡与80岁的照片时,我们不禁慨叹,这是怎样悲壮的爱情!文化方面的传奇有:铺开纸能写出高端的学术论着,创作出优美的诗文,翻开书又能翻译——既能翻译德文等西语着作,也能翻译印度古史诗和吐火罗文剧本。在学术上,他既精于语言学与考据学,又能头头是道高瞻远瞩地谈义理;既通梵文、巴利文等印度语言乃至旷世绝学吐火罗文,又通德、英、法等西语,还被称为“国学大师”。这就是郁龙余在《季羡林评传》中为我们描绘的大学者季羡林的生动画像。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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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季羡林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和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后,发表了一些论文,但是在学界引起较大关注的论文却是《浮屠与佛》,这也是先生本人在1949年之前最满意的两篇论文之一。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就“浮屠”与“佛”谁先谁后的问题,论争非常激烈,季羡林就利用自己的吐火罗文知识,澄清了“浮屠”与“佛”的长期存在的不正确认识。季先生认为,“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译,而“佛”则来自吐火罗文,二者意同而渊源不同,“佛”并非“浮屠”的简称。

本书名为“评传”,其实“评”的成分有点压倒“传”。因为一般的传记都是按照传主的生平顺序来写,灌注进较多议论的叫作评传。但本书没有依照传主从生到死的生平顺序来写,而是将其生平揉进“当代中国的首席印度学家”“彻悟真谛的佛学家”“开宗立派的东方学家”“不可或缺的翻译家”“名副其实的比较文学大家”“独树一帜的学者散文家”“文化交流的伟大重镇”“胸怀世界的敦煌吐鲁番学家”“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大学问家”“季羡林的情感世界”十章之中。其中有些专章揉进得少些而更像学术论着,有些专章揉进得多些,个别专章如“季羡林的情感世界”更像传记。如果说传统的传记或评传是编年体的写法,那么,这部《评传》则是列传体,通过多个侧面的重点描述与分析,将一位立体的复合型大师呈现在读者面前。几千字的篇幅,承载不动论述评传十章的重压,因而我们就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两个方面,谈谈《评传》所阐发出来的季羡林巨大的文化贡献。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钱文忠上《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记》,创下收视新高。《玄奘西游记》不久将正式出版,首印30万册。

由于吐火罗文是以佛教为主题的文本为多,在季先生后来的印度学和佛学研究中,认为早期的佛教并非直接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而是经过了中亚细亚的中介。1974年春,在新疆焉耆县千佛洞附近发现了88页吐火罗文残卷,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了解到,在现今世界上只有20多人懂吐火罗文,而在中国就只有季羡林懂。李遇春便来到北京,将携带的残卷交给季先生。季羡林经过10多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原来这是一部宣扬佛法、名为《弥勒会见记》的27幕剧本,季先生的破译也终结了吐火罗文出土在中国、识认在外国的历史。尤其是先生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英文本在德国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先生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他被聘为在冰岛出版的世界上唯一一种《吐火罗文及印欧语文研究》杂志的顾问。

《评传》认为,将印度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引进中国,并在梵文、巴利文等印度古代语言、文学、宗教与历史等诸多方面作出奠基性的杰出贡献,非季羡林莫属。《季羡林全集》第九卷《印度古代语言》、第十卷《印度历史与文化》、第十五与第十六卷《佛教与佛教文化》就是这方面的学术成果,而精研佛教又使其成为着名佛学家。季羡林认为,整个世界文化分为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源自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体系,而四个文化体系的汇流处就在中国的敦煌与新疆地区。新疆地区已经失落的吐火罗文在世界上很少有人懂,在中国只有季羡林懂。他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吐火罗文研究》等译作与着作,就是这旷世绝学的文化成果。加上他又通国学,他的很多成果研究的就是中、印、西之间的文化交流乃至倒流。“倒流”现象为季羡林所发现,如佛教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而中国的佛教又反过来影响了印度;糖为印度所产,中国接过印度的熬糖方法加以提高,熬成白糖又传回印度。因此,季羡林不但是中国首屈一指的东方学家与敦煌吐鲁番学家,而且是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师。后者正是当下比较文学的热点,由此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他力倡比较文学,并且赋予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以深刻的内涵。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但钱文忠最受关注的身份,仍然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关门弟子”。钱文忠从大学就师从季羡林学习古印度语梵文、巴利文和西域文化,从那时开始在专业领域里研究玄奘。“《西游记》在中国妇孺皆知,但真正研究玄奘,研究佛教和西域语言、文化的,在中国寥寥无几。”

那么,季羡林在中国开创的吐火罗学,对于季先生的文化成就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诗歌翻译介乎研究与创作之间,不深入研究原语文本的语言与风格,没有诗歌创作的才能,都很难做到翻译的信达雅。季羡林的诗歌创作虽然不多,但都很有表现力,如十分钟内写就的白话诗《1993年5月31日目送德国友人赵林克悌乘救护车赴医院》,还有在形式上半文半白的《小山赋》。精通印度古代语言加上他的诗歌天才,使得印度古史诗《罗摩衍那》以诗歌的形式输入中国,这部对《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产生重大影响的史诗,到20世纪后半叶才译成中文,季羡林居功至伟。这部《评传》既写出季羡林的质朴,又写出其倔强的牛脾气,而后者正是其散文个性的基因之一。季羡林的散文随笔风格独特、匠心独运,而且从1929年写到2009年,在现当代散文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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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创办的北大梵文巴利文专业,在1984年招收了包括钱文忠在内的8个弟子。这些弟子因为学了这门“古怪而又不实用”的专业,被很多校友视为怪物。大半弟子陆续转走,到今天仍然从事古印度语言、文化研究的,仅剩了钱文忠一人。

首先,吐火罗文是一种失落的语文,是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懂的绝学。“为往圣继绝学”是“仁者”的文化使命。如果说学习吐火罗文是由于偶然的机遇,那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却是先生的自觉选择。虽然梵文在印度和尼泊尔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运用这种语言的人已经很少了(在印度只有14000多人),所以梵文与巴利文基本上也属于古典语文。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精通梵文和巴利文并且熟练运用到佛教和印度学研究中,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于佛教传播中的历史问题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举世并无几人。季羡林也曾学习过希腊语、拉丁文,还有学习古埃及语文的想法,这都表现出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先生临终之前,还有一种复兴国学的企图,就是读古书必须读原文,不要读译文,不要读简化字的文本,而且复兴国学要从娃娃抓起。古书用白话文翻译之后,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很多古典词汇根本就没有现成的现代汉语对应词汇,就此而言,季先生的提醒具有警示意义。至于复兴国学从娃娃抓起,表现出先生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忧虑:为什么“五四”之后那一代、包括季先生这一代人,即使是研究西方或印度学问的,国学的功底都很过硬?而现在即使那些研究中国文学、哲学的学子,国学底子仍然不过硬?就是因为没有从娃娃抓起。先生临终之前复兴国学的这几点想法,有没有现实可行性完全可以讨论,但它表现出先生“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忧患感,则是很明显的。

毋庸讳言,这部《评传》并非尽善尽美,全书颇多重复,有些专章资料罗列太多,不过这也有客观的原因:印度学、佛学、东方学等学科本身就有重叠之处。尽管如此,这仍是一部资料翔实、风格独特的评传,对于打开季学的宝藏是一把万能钥匙。而且,书的附编作为《评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书是不可或缺的。应该特别向读者推荐的是“季羡林的情感世界”一章,在该章中作者颇得先生艺术天才之真传,比喻独特而又贴切,充满了诗情画意。最后,我们引用这一章的话作为结束语:“季羡林是中国21世纪的一支蜡烛,他将自己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燃尽,照亮了中国的学术天地。”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钱文忠其人

其次,吐火罗学作为一种文化纽带,具有联结各大文化的象征意义。吐火罗文作为中亚细亚的语文,在中国境内却属于印欧语系,在地理上与印度、伊朗接近但在语言上却更接近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这对于季先生的文化成就极富象征意义。先生通晓国学,他曾在哥廷根大学从事汉学的教学与研究,在90年代以后倡导国学,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观,思维的直观性,审美的品味性。但是,窃以为,季先生对国学的通晓与倡导,乃至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仍和“国学大师”的“牌子”不符,因为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不在国学这一方面。即使从所谓“大国学”的角度,也不宜称先生为“国学大师”,因为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是运用西方现代的学术方法研究印度学。“国学”这一概念是与“西学”、“印度学”等概念相伴而生的,如果把所有学问都囊括到国学之中,实际也就取消了国学。因此,即使是偏重于国学的《季羡林文集》第9卷和第10卷的《糖史》,也具有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眼光。他认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糖”字有相同的读音,例如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Zucker等都来自梵文sarkara与巴利文sarkkhara,由此推断蔗糖是从印度通过波斯传入欧洲的,所以《糖史》(一)作为单行本出版的时候名为《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通过糖史的叙述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洲、美洲、非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会,从而具有跨文化研究的意义。季先生通晓西学,他在清华念的就是西洋文学系,留学德国受到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他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视野以及主题学、母题研究的方法,就是从德国学到的。而且先生除了通晓德文、英文、法文、俄文、南斯拉夫文等现代语文,还学习过希腊文和拉丁文,没有人会说季先生不懂西学,但是又不能说季先生是“西学大师”。鉴于季先生精通梵文、巴利文以及在印度学方面的巨大贡献,称他为“印度学大师”、“东方学大师”,可能比“国学大师”更恰当一些。但是,他在研究佛教及印度文学对中国影响的时候,经常会注意到中国对印度的影响这一回流现象。因此,注重各大文化之间交流的季羡林,是名副其实的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师和语言大师。如果结合他的散文创作,那么,称他为文化大师也很准确。

(作者:高旭东,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长江学者)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着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被称为季羡林关门弟子。19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学系。

季先生是大智,他请辞“学术泰斗”与“国宝”是谦虚,而请辞“国学大师”则是实心实意。我们应该用更准确的词汇为先生送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复兴的主将,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千古!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很想把玄奘讲得深入浅出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您在大学学的是古印度语言和文化,那时就开始“接触”玄奘了?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钱文忠(以下简称“钱”):我高中就接触这方面书籍了。但直到大学,才开始在专业范围里学习。我的大学专业是梵文巴利文,佛教和中外文化交流,也都在我们的专业范围之内,那肯定会牵涉到玄奘。就像你学中国文学离不开杜甫、李白一样。大学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青周:您大学学的内容应该都是很学术的吧,到《百家讲坛》怎么把这些内容讲得深入浅出?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等,学术着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钱:可能大家对这个领域不熟悉,就觉得难。我不觉得玄奘的生平有什么深奥。至于深入浅出,我是心向往之,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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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记》主要的接受对象是不一定有专业基础的观众,我主要参考的是汉文资料《大唐西域记》、关于他的传记则主要参考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新旧唐书里的相关记载,当然还有他翻译的佛经,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资料。另外玄奘是用梵文学习的,我也会用到一些梵文。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着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着主要有:《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季羡林散文集》、《牛棚杂忆》等。

青周:您的老师季羡林看过您在《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记》吗?你们交流过吗?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着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钱:没有。我只是看见报道,北京有家媒体的记者有机会见到季羡林先生,问他:“钱文忠讲《玄奘西游记》,您是否放心?”。季羡林先生的回答是“放心,很放心”。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老不会看我的节目,《百家讲坛》晚上都播得比较晚。90岁以前,他一直都是8点多就睡了,早晨4点多就起来了。现在具体不太清楚,但他的身体还是很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着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国内研究梵文的不过20人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很多学长说我傻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亚非学会会长等。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1988年3月一1989年4月草稿,1992年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青周:梵文、巴利文、佛教、古印度文化都是很艰深的东西,您怎么想到学它的?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钱:我上高中的时候,历史老师郝陵生喜欢讲些课堂以外的东西,比如印度学、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这些引起了我的兴趣。

季羡林,当代着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高二时,郝老师偶然提到中国的梵文研究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也年逾古稀。我就给季羡林先生写了一封信讨教问题,没想到竟收到了季先生的回信,季先生可能没想到还有小孩子愿意学梵文。后来有北大招生组的老师——季老师的弟子到我们高中找我,跟我谈话,我也表达了我强烈的愿望。1984年我参加高考,考了上海市外语类第二名,很顺利上了北大梵文专业。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青周:其他专业的同学有没有把你们学梵文的看作稀有动物?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钱:对呀,我去北大报到的时候,很多学长跟我说,你怎么选这个专业?那时一般都学英语、法语、德语。很多人都觉得我挺傻的,说这人有问题,把我看作怪物。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季羡林先生创立的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不像其他大语种那么热门,每年都招人,它就是在1960年招过一届,后来便停招了。1984年才又招了包括我在内的8个学生。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要下最笨的工夫学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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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周: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季羡林先生?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钱:是在开学的第二天,季老把我们梵文班的8个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刚看到季先生我很难把他和大学者联系起来。他就是一个很朴素,很清瘦的老人。他经常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老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有时一看两小时。这些学生两三天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主席台上的季羡林校长。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那天季老师就是见见大家,鼓励我们。他跟我们说,学这个专业“必须下最笨的工夫”。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青周:为什么这么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钱:梵文是古印度语,跟英语等现代语言差别太大了,它的难度是很难想象的。梵文是世界上公认语法最难的语言,梵文有43个字母,变位特别多,法语都不能跟它比。

2。吐火罗文

本来学好这门语言已经很难了,但最难的还不是语言本身。它跟学英语、法语不一样,它不是用于现实沟通,而是用于解决学术问题的,其他语言强调的口语听力在它这里不是特别重要,而是对知识贮备的要求特别高。

3。印度古代文学

我们进入专业不久,除了学语言,就得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古印度、西域等等的文化。不懂这些知识,你根本无法掌握这门语言。我那时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学习,有时候假期都不回去,在宿舍里学习、查资料。

4。印度佛教史

季先生只批评过我一次

5。中国佛教史

青周:学习上遇到困难,都可以找季羡林先生?

6。中亚佛教史

钱:季老先生并不直接给我们上课,他的学生教我们,但我们经常去请教他,季先生家的大门是开着的,谁去找他都可以。我是走动比较多的。

7。唐史

我们不会为语法什么的去麻烦季先生,主要向他请教学术问题。我们上了专业很快就进入学术问题的探讨了,遇到想不清的都去问他。其实学者的时间都是相当宝贵的,但我们那时候都是小孩子,不懂啊,写了东西就给季先生送过去。他从来都会给你很认真地看啊,修改啊。

8。中印文化交流史

青周:没为学业少挨季先生批吧?

9。中外文化交流史

钱:从来不会。现在想起,我们那时候写的东西都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但季先生从来没给过你这种感觉,他会让你觉得你的东西都是很好的,但你还可以改进。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他只为了一件事批评过我。我那时岁数小,人比较傲,有次跟他聊天谈到别的学者,我说这个学者名气那么大,其实也没什么嘛。他说,哎,你这个过分了。他不严厉,但不怒而威。他会说,你不懂,这个学者有哪方面很出色的成就啊,他会非常详细的给你讲。他非常强调要看到别人工作中有价值的部分,不要总盯着别人不好的地方。季先生身上最难学的就是修养。

新濠网址,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青周:有没有让季先生都觉得棘手的问题?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钱:老先生是很谦虚的。我记得大一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关于日本佛教的文章,季先生就去请周一良先生看。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这个专业的。实际上他对这个领域也有相当的了解,但他对学生相当负责。遇到这类情况他都会写信转给这些领域的学者。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8名同学大半转系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青周:您入门花了多长时间?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季羡林的学术成就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钱:我到现在还是在入门阶段。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我们不能拿现代语言的观念去衡量古代语言。这门语言留下了很多疑团,无论从词汇、语法还是句法上,你还需要研究它。季先生教这门语言,时常会告诉你,最近哪里又发现什么残卷了,哪又发现写本了。就好比中国的甲骨文,还有很多都是我们不认识的,还需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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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周:很少人能坚持学下去吧?

钱:那年我们梵文班里的8个学生,多数都是服从分配被调过来的,不是第一志愿考进来的。刚进校,班里就有人转走,到后来一大半都陆续转系了。我大三的时候去了德国汉堡大学继续学我的专业。我们班里最后在国内毕业的人不多。

国内研究梵文的不过20人

青周:到今天,全中国还有多少人学梵文巴利文?

钱:应该就一二十个。还有1960年季先生的那批老学生嘛,他们都非常努力,后来因为“文革”的缘故,有的没有坚持下去,但也有不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84年招的我们8个学生里,只有我一个人目前还从事梵文巴利文研究。

青周:今天学梵文还有什么用呢?

钱:梵文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实际效益和经济效用的,要说作用就只是在学术上,对我们研究印度、西域的宗教和文化有用。

季羡林年轻时是网球好手

季羡林长寿秘诀

“不锻炼、不忌口、不嘀咕”

青周:你的同学都放弃梵文专业,季先生什么态度?

钱:他很尊重别人的选择,不会去规定你学什么,而是给你自由发展的空间。只要你爱学习,爱看书,他都支持。

不光是对我们,他的保姆喜欢读书他都会支持。我记得他给已经离开的保姆寄钱帮她读书,在汇款单上写道:“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

青周:除了谈学问,季先生跟你们聊其他的吗?

钱:我经常在他家吃饭,老爷子也很喜欢跟我聊天,很多时候他都是安静地听。

我们只聊学术,没有别的,其他的他也不跟你谈。老人家是个非常纯粹的学者。我跟他那么多年,除了学问,基本没发现他有别的爱好。

其实季先生年轻的时候很爱运动的。我们说季先生的长寿秘诀是:不锻炼、不忌口、不嘀咕。很多人就以为季先生完全不运动。其实他说的是不过度运动。季先生年轻的时候运动很不错,很喜欢打网球和手球,这在那时是很时尚的。

季先生从不扔掉有字的纸

青周:收集古字画算是季先生的爱好吧?

钱:凡是有字的纸他都“攒”着。他有个很怪的习惯,从不扔有字的纸。这个习惯“文革”里给他带来很多麻烦,比如解放前的毕业证书当然有国民党的标志啦,胡适给他的信啊。我们给他写的东西他都不扔。他有两套住宅,每套一百多平方米,家里没什么东西,堆的都是书啊,纸啊。

他收藏古字画,他的鉴赏能力非常强,对这些字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季先生没有什么“物欲”,他收藏什么苏东坡的《御书颂》啊,齐白石的画啊,锁都不锁就搁在那儿。想起了往墙上挂一挂。前几年季先生把自己所有收藏都捐给了北大,数量很大,还捐出了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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